妇女节后的周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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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从过完年回到广州，屋子重启，人也重启，我寻找回些许惯性，继续生活着。可能是天气一直阴郁，阳光让人等了太久，也可能是年过得匆匆忙忙，喜乐的新梦里全是旧人。总之，雨一直下。
尽管仍在一天天地运动、读书，试图对抗全世界的混沌声响。然而渐渐地，连脑子里的声音都一并屏蔽了，想不起问题在哪，连追求新的开始都觉得是一件无趣的事情。
中午和潇姐出去吃饭，去了很久没吃的乡下饭庄，果木叉烧和柴火饭的味道与记忆里并无差异。想尝试的几道新菜，晥鱼生与啫豆角都平平无奇。
青橄榄鸡汤先上来，潇姐冲我点点头，示意开吃。
“所以你最近咋样？”
我刚入口的热汤还没来得及喝下，只能长长嗯一声，表示思考。
“我的状态这么明显吗？“想起来龙凤前两天也刚问过这个问题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脸上是否写着什么字，类似于“我很down，请速关心”。
“很明显啊”，潇姐笑了，“你减完肥反而比之前更没能量了，还是胖一点精神。”见我点点头，她继续问：“还没走出来吗？”
果然是这个话题。我开始有点担心，今天的菜会不会上得太慢，我又要假装在场的第三个人，对自己的情绪施以剖析，升华出结论。
就像过年时面对一众亲戚，用热情的面容回应对方的好意，得体，自然，如节目般使观众满意。然而在场的第一个人是麻木的，手指是凉的，他将冗长的噪声选择了静音。
“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观众席里有人提问。
温柔的，总是接住我的情绪，不做评判；聪明的，成绩优秀，比我明白多很多；努力的，专注的，能够认真做自己的事情。这些答案，经过许多次对话，我都已经能默写了。
“真的有这么好吗？分手后也这么觉得？”观众并不满意这个回答。
如果真是这样好的人，为什么后来每次回想，都觉得并不开心。她确确实实生活在我的回忆里，每一个凌晨四点醒来时，城市的声响分外清晰。
过完年后，我陆陆续续收拾了很多东西，就像我给龙凤回复的，“感觉对生活找回了掌控感”。只是关于她物品的那个纸箱，至今一年，仍放在桌子底下未曾打开。每次我意识到此刻四下无人时，总会想起最后一次回汕头时，她说要过没有人知道的生活。
我对她已经并不了解多少。也许是因为记忆的保护机制，她在梦里的面容都是模糊的，快分辨不清她的声音，更让我颤栗的事是，逐渐发现自己所记住的也并非真实。
“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主角对着观众席提问。
今天是周五，妇女节。
回到家后，我突然决定，下一本书就读伍尔夫吧。
在这样的下雨天，认真地思考妇女与自己。
潮汕地区的一个重要标签，重男轻女。
只是出生在潮汕的我，从小并未觉得家里对男孩子有多少优待。我的母亲比父亲更为强势，我的姐姐从小懂事，总是得到爸妈的更多夸奖。
“生男生女一样好，女儿也是传家宝。”这样的标语，在计划生育的年代层出不穷。我们沿着遍布标语的公路，下学回家，争抢盘子里的两个鸡腿。
这种似乎平衡的幻觉，在我弟弟出生后开始晃动。
那一年我六岁。我有了很多新的问题。
为什么弟弟和我名字里有同一个字，姐姐却不用？
读了小学后，就一定要好好考试，不能落后于姐姐吗？
为什么放假时我可以自己坐大巴远行，姐姐却待在家里？
每次祭拜时，都必须要我来点香吗？
……
我总是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某些问题，大人们有时也难以回答。他们告诉我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的，因为这样更安全，因为常理如此。
我并不满意这种糊弄式的回答，然而新的问题涌入我的世界，我开始想下一个问题。至于被埋没的答案，到很多年后，才飞向了我。
田野、书本、巴士和燕子，成为小时候眼睛里的故事。我总是在这样思索时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某些重要的答案。
刚与镕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好遗憾，没有早一些参与她的生活，错过了往前的十八年。我想成为往后她唯一的答案。
只是后来我站在窗边，遥望这六年的风时，发现自己早就错过了她的人生。风从琐碎的日常里呼啸着吹过，我瞥见她告别朋友的时刻，她第一次实习的日子，她为自己拍下一张毕业照的决定，她坐上飞机去往另一座城市的早晨，她获得自己第一份工资的通知。
在那些时刻，我只记得自己的心情。而她那时候，是哭是笑，心里在想什么，我根本无从知晓这些答案。
我在散乱的日历里坐着，只来得及找出一张张纸条，而她站在那扇门外，许多次沉默了的话最终还是没说出口。
“我怕你会生气。”从此无法直言不讳，如果在彼此面前都无法说出心里的话，我们也都不是自己了。
直至崩溃的那天晚上，我得知她已有新的喜欢的人后痛哭流涕，又有多少是因为对她的爱意，多少是因为自己不再是主角。
当我对一个人的爱是因为我需要她，才能感到存在，感到完整，以便逃脱可怕的孤独时，无非是一种出于匮乏的爱意。当爱的目的只是为了肯定我的存在，风便什么都留不住了。
每一个意识都试图把另一个意识压制到奴役状态来达到自我完善。
后来我在描述那种状态时，总会用“好像自己缺失了一块”来形容。与他人的融合，消除自我的觉察，无疑是简单又便利的幸福途径。我们不用再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，只需要确认对方的爱意，就可以感到不再孤独。
做决定时不再是自由的，但也不必为此负责。只要对方赞同，我做的事情都是对的。我习惯于倚赖她的想法：今晚点这个外卖吧，周末没有哪里想去的，这样子穿会更好看一些。
这样子的存在充满着内疚。我们每多与别人一分相似，在穿着上一致，在言语上统一，如同《新造的人》里唱的“紧紧跟随不需多想“，好似能够摆脱人生的意义感，然而心里的手枪已上膛待击，准备为没有活出的生命而哀悼。
独居的日子里，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想到她，卸防晒时怎么扑湿脸颊，冲完咖啡如何拎起挂耳，头痛时提前吃一颗布洛芬，第二天起来就好得差不多了。
她仍这样生活在我的世界里，像是我的另一双眼睛，去观察新的生活，决定我该如何行动，才会成为更好的人。
阿莹当时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认识的女生只有你前任吗？”
我花了很长时间，才渐渐察觉，尽管她不再参与我的生活，我却依旧是自己生活的主体。在最消沉的那段时间，我列出了一张长长的愿望清单，用了大半年时间一点点打勾完成。溺水的人，也有了些挣扎的自由。
读书，是这张清单上一个很重要的愿望。我原本打算在2023年内读完20本书，后来超额读完了28本，像是要狠狠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打开书本的遗憾。
在我三楼的书房里，存放着《红与黑》、《简·爱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许多经典名著。那时我在朦胧的夜色里，点着小小台灯，读到玛蒂尔德将于连的头颅抱在怀内，桑菲尔德庄园传来奇怪的笑声，安娜在月台上一跃而下，沉郁而庞大的想象缓慢地笼罩了我。
归根结底，我们并不比书里的角色更加真实。只是那时，我没有明晓命运的缺角在哪一页，只是简单沉浸于悲剧之美。
恰巧去年今日，上野千鹤子的《终于看见了自己》刚刚出版。我第一次认真读关于女性主义的书，尽管内容比较浅显，两位女性老者从家庭、日常闲谈到自我，没有严肃的历史分析，也没有丰富的社会举例，却意外地很适合入门读者。
后来接着认真读她的《厌女症》，读西蒙·波娃的《第二性》，这个周末读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》。反正无所事事，中意读什么便读什么书，雨天小屋里的人是自由的。
以前跟镕子谈论女权时，内心带有某种隐秘的恐惧，我总抗拒讨论这个话题。或许没有哪一个性别愿意接受超脱常识的假设，无论是被预设为犯罪者，还是被认定为低人一等，总归是令人不适的。
而更深一层的原因，是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时，将明显地感受到论述的重心，从自己身上无可置疑地移开了——你不再是这里的主角，你的感受并不重要，你的经历无关紧要。
你将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对方，哪怕曾经朝夕相处过。
出走的大半年里，我在许多场对话里，尝试做第二个人，一个诚实的倾听者。
从弹子石码头出发，沿着长江边，我坐在凌晨的长椅上，听王老师讲考研的那几个月。在南方湿热的天气里，关在宿舍里一个人学习，无需安慰，没有勉励，朝着一点光亮，自己希冀的光亮，坚定地迈过去。
“这才是女权主义。”王老师指着自己，笑了起来。
我跟着笑了起来，好像她发出的光，在江面上层层叠叠后，落了进来。
从海珠桥下出发，沿着珠江边上，广州12月的第一天降温格外剧烈。我缩着脖子，听董大讲她的归属，从中原至西北，跨至太平洋的另一端。每一座城市都不是自己的家，属于我们的痕迹在一次次出走中越来越浅。
“我想去看更多的城市。”董大认真地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想象自己一同漂浮到新的城市，性格与模样都随之流动。
当我陷在长久的沉郁中时，我总会突然收到龙凤的消息，问我是否还好吗。我们仨隔几个月相聚一次，讨论各自生活里的新角色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除了合作与竞争，多了共鸣和渗透，情感流动，互相印证。
后来在上海的平安夜里，我去了奶牛的家，看神医独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，养自己喜欢的小猫，追求满意的工作，对喝咖啡有执着的手磨执念。一个完整的，具体的女人，无需遮挡自己的愿望与诉求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坚韧、探索、改变、洞察，这些特质都不是单独为男性所拥有的财宝。而我过去困于一种传统的两人生活，坚定地认为对方就是我面对世界的底气，因而沉默且不知觉地扮演起阳刚的父辈。
直至我以一种虚谬的英雄主义，独自行进至疲惫不堪时，才发现我所保护的只是幻象。分手那天晚上我难过得落泪，并非是因为未来再也没有她存在，而是因为自己的计划、自己的期待完全破碎。
我在保护一个狭小又笨重的自己。
于是书本中的形象重新出现，她们开口与我对话，我在想象与现实两端同时连接更多的人。不要只是把前任作为女性的范本，也不要只关怀自己的母亲与姐妹，不要幻想生一个女儿满足自己的期待，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
我以前总觉得，等到下一段感情，我会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人，她的情绪足够稳定，她能够付出价值，她对自己有许多新的要求。其实翻译过来，我不过是在期待一个对我有更多耐心，愿意为我付出更多的人而已。
我希冀对方带领我前进，既是温柔的女神，又是强大的命运，多么可笑的拯救者幻想。我不再幻想这样的玛利亚，我是自己的摩西。
人应该在生活在具体的世界里，更多地从身边，注意她们发出的声音，并予以回应。察觉到每个场景里明显的缺位，家务角色的分工，社会文化的创作，情绪精神的支持。如果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所享有的特权，便能有意识地去放弃它。
这是身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男性，可以做到的事情。
说回女权主义本身，也许是因为上野千鹤子的温柔和解，也许是因为伍尔夫的郑重呼吁，我在这个温和的群体里，找到了自己归属的一部分。
是的，一个温和的群体，专注于自己创造与求变，甚至难以与对立的群体彻底决裂，我们终归生活在彼此之间。最终所诉求的仅仅只是活成自己而已，缓慢与坚强地，发声呼应，互相帮助。
至于自己，我忽而发现，生活中仍然存在太多透明且无形的界限。信息的茧，文化的墙，阶层的鸿沟，许多东西阻碍着我去看见真实的生活。
如果只是认命于这样平淡的日子，将所有疑问简化成理所当然，一切麻木，一切顺其自然，我的思想也许又将继续停滞。
所以不要被无趣且平淡的生活表象欺骗，去拨开乌云，去看到真实，哪怕不是愉悦的，也比被困在漫长雨季畅快许多。
最后，妇女节快乐，我很抱歉。